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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性命的根本活力仍然来自其性命之质，如果一味强调文与质的对立，结果不免会陷入庄子所批判的文灭质的状态。

第二部分谈了为什么说是时候了的四条理由：1、请看孔子对当今世界的巨大影响。举此一名，该摄诸学，唯六艺足以当之。

⑵刘勰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：立义选言，宜依经以树则。王运熙、周锋《文心雕龙译注》之《史传》解题云：第三部分论史书的体制与写作。这是一件利己、利人、利子孙、利世界的大好事。可是经学被取消后，几十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，确实发现了问题，那就是经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禁区，很少有人愿意去研究它，很少有人愿意去碰它。⑸包伟民对邓先生《宋史·职官志考正》的忽视经学毫未察觉，一片赞美之词。

⑸中华书局《金史·礼志·乐志·舆服志》修订本与点校本的引经校点失误对比。⑾王兵硕士论文《宋史·舆服志研究》的忽视经学。29 《礼记章句》，第536页。

18 吴飞《礼运首章再考辨》，载于王中江、李存山主编《中国儒学》第十四辑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9年，第274页。最终，甚至连《礼运》文本的记载也不一定是判断大同的依据。【34】从这两段来看，王夫之认为《礼运》中的仁与诚、中均是太一之理在不同领域的名称，因此看似殊名，实则同质。16 《读四书大全说》，第211页。

总体上讲，大顺作为一种政教新典范，其与大同、小康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从礼到仁的转换。27 《读通鉴论》，第25页。

王夫之这种以今胜古的历史观，在其余著作中也能找到旁证。这些都反映了他在继承宋代理学家基本立场的前提下，对大同与小康更进一步的整合。文质 一、历史性与价值性的张力：大同与小康的文质论背景自汉以来，《礼记·礼运》篇中大同与小康的关系都是一个颇为复杂而棘手的难题。【36】王夫之这段话，可以当作他对《礼运》理解的注脚。

如无此心，即使能够将玉帛、鸣钟鼓，也并非真正的礼，只不过徒有其表而已。正如吴飞所言，《礼运》中的核心问题是人性之质与礼乐之文之间的关系，18这一对关系在王夫之对大同与小康的文质分判中便可清晰看出。2 张载著，章锡琛点校《张载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8年，第212页。【19】何为礼意？他又言：‘义者，礼之精意。

王夫之对五帝、三王法度的一贯性理解，在其关于禅让、世袭的评价中显示地犹为清晰。之后圣人开始修火之利、建造宫室、发明衣食，礼由此产生，说明此时人开始与禽兽有所分别，进入文明时代。

22 《礼记章句》，第572页。又反驳邵雍三皇之世，以道化民。

因此，如何妥善处理大同与小康之间的内在紧张，便成为学者们十分关注并着意解决的对象，而王夫之的文质论构想，也正是针对这一困局而生。他对大顺更准确的定义，是三代之英与大道之公之合德，也就是大同与小康价值的结合体。这与他对大同、小康的理解恰好一致。事实上，张载仍然承认小康之世在施行礼义的方式上劣于大同之世，因此终究无法真正避免二者之间的高下之分。其存于人而为万善之所自生，则谓之仁。不同于以往褒扬禅让而贬抑世袭的做法，他在《读通鉴论》中说道：让，诚也。

【31】因此，如何处理好大顺与大同、小康的关系，是王夫之必须谨慎对待的问题。37 《礼记章句》，第573页。

饮食固不足以为礼，然言语有从本说出者，则必至微。从礼的发展程度细分，又可分为三阶段：首先是礼之起始，也就是圣人最初制作之时，展现的是因天之化，尽人之能的制礼之精意。

若天道之自然有此必相总属之序、必相听顺之和，则固流行而不息，人虽不仁，而亦不能违之。【5】所以对王夫之而言，上古圣王时代的历史，可以作为理解大同与小康之世的参考。

此处的文与质显然不是指圣人政治法度的特征，而是指文与野，也就是制度文明发展的程度区别。然而，船山虽然在整体上以礼为线索贯穿全篇，但在篇尾提及大顺这一新理想时，却并未延续这一思路，而是选择了仁。子曰：‘人而不仁，如礼何。……任其顽质，则天然之美既丧，而人事又废，君子而野人，人而禽，胥此为之。

36 《读四书大全说》，第4747-475页。因此，在前人基础上，王夫之创造出了另一种角度的设想。

然而，将孔子的政教理想完全归于仁，会导致大同不断地内在化，重要的是本体，而不再是呈现出的样态。将礼推到极致，真正的内在动力便是仁。

在马晞孟的理解下，大同所代表的质与小康所代表的文均是孔子有意创造出的对比项，以此来标示文敝的危害与尚质的迫切。但根据他对文质的理解，质能够脱离于文而存在，但文却必须依附于质而生，那么大同与小康看似相为表里，但作为表的小康必然以里为前提。

【30】虽然王夫之说大顺斯大同矣，但大顺显然不是对传统大同的简单重复，这里的大同也更像是孔子之志的另一种说辞。根据以上两种文质论框架，我们可以将王夫之心目中大同、小康与文、质两对概念的关系以下图概括：通过此图可以发现，王夫之处理大同与小康之间张力的方式，显得十分独特。与礼之文质相比，王夫之心中的仁则是天道人情所凝聚，蕴于人心之中，因此最终与敬、诚之类主内的修养功夫相通。他在《思问录》中说：故吾所知者，中国之天下，轩辕以前，其犹夷狄乎。

……邵子分古今为道、德、功、力之四会，帝王何促而霸统何长？霸之后又将奚若邪？泥古过高，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，其说行而刑名威力之术进矣，君子奚取焉？【12】宋代理学家们将二圣三王之世视作毕生追寻的理想社会，而王夫之却认为那时帝王初兴、政教未孚，给予了十分保守的评价。31 陈赟《王船山对礼运大同与小康的理解》，载于《船山学刊》2015年第4期，第59页。

但因其原理与制礼之本义相符，故推三代之礼皆缘此以兴。例如，张载在其《礼运》注解中说道：夫礼之初，始诸饮食。

治其麻丝，以为布帛，以养生 送死，以事鬼神上帝，皆从其朔。他选择了一条另辟蹊径的道路，利用文质论的两种构造，将历史与价值剥离开，使其分别代表历史状态与政治法度。